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是我们作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对此，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明确要求：“在写作教学中，应注重培养观察、思考、表现、评价的能力。”

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很多老师并没把这一“建议”认真地落实在教学实践中，而是倾力于一些细微末节的技巧上。其借口是：要在考试中拿高分。这就很自然地涉及到了“应试作文”。因为专家们制定的考试评卷标准这样，因为评判官们打分的实际情况这样，这就使得老师们不得不在这方面下功夫。由此似乎也就形成了“应试作文”与“写作能力培养”之间的矛盾，也就形成了社会对“应试作文”和“应试作文教学”的抨击。

说实在的，尽管我对“应试作文”一直没有什么好感（包括很多满分作文），但我并不全盘否定它，比如像当年的《赤兔之死》就很耐看。考场上照样能出优秀作文。苏轼当年的科举中进士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不是至今仍为人们褒奖吗？有人肯定地说：“应试作文是应急的逼你矫揉造作的无价值可言的文章。”这未免有点太绝对了。或许说话者对“应试作文”深恶痛疾，可那也不能以“情”代“理”。关于“应试作文教学”，是指为了迎合考试而进行的只关注写作技巧教学。应该说这是不足取的，它背离了作文教学的本质，是一种短视行为。于是大家高呼：要拓宽学生的生活面，提高他们关心社会的热情、体验生活的激情，从中积累作文的素材，做到有东西可写。要从一般的写作技巧中“突围”，提高学生捕捉社会细节、拓宽观察万象和感悟生活真谛的能力。这种呼唤是有道理的，抓住了作文教学的“灵魂”。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诞生优秀的作文。不过，叶圣陶说过：“写作系技能，不宜视作知识，宜于实践中练习，自悟其理法，不能空讲知识。”尽管叶老说的是要多练习，但既然作为一种“技能”，那是要讲方法的。所以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进行各种指导与方法训练，也是应该的。而就考试本身来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它就在学生眼前，是比较迫近的。可见，应试作文教学与真正的作文教学多少还是有些联系的。

对此，不妨听听中国第一位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王荣生先生的说法：“作文是中小学特有的事物，它一头连着‘写作能力’的培养，一头连着各式各样的考试，尤其是高考和中考。”的确如此。我们既不能置考试于不顾而去优哉游哉地奢谈能力培养，更不能放弃能力培养而专攻迎合之术。因为如果不顾考试，哪位老师也承受不起；因为如果放弃能力，就偏离了作文教学之路。怎么办？语文教育专家顾之川博士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认为，无论是平时的作文教学，还是应试作文研究，都应该明确一点，即作文既要为‘应需’服务，又要为‘应试’服务。二者并不矛盾，而且缺一不可，正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他说：在现代社会，能够应生活之需，切生活之用而写作，既是一种必备的语文素养，也是一种必备的生活能力。在人与人的交际交往中，人们不仅需要口头交流思想，更多的时候是需要用笔头表情达意，抒发感情，这就需要写作。而学校作文教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学生都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一般说来，先求其“通”，后求其“好”。先做到文从字顺，结构完整。进一步的要求，才是见解深刻，形象丰富，文采飞扬，个性突出。这也是必需的。他指出由于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不少论者习惯于把“应需”与“应试”简单地对立起来，似乎学生将来在社会上“应需”的语文能力就一定不会在试卷中出现，而高、中考语文试卷中所要考查的都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用不到的东西。由此推论，着眼于学生“应需”的写作能力就是素质教育，着眼于“应试”的就是应试教育。似乎非此即彼，界限分明，而且视若水火，冰炭不容。其实，这是片面的，也是不切合中小学语文教学及高考、中考的实际的。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现实，就会发现人的一生中需要经历多种形式的考试，也要练就这方面的能力，否则，就会“失场”。从这个角度讲，考试也是学生“应需”的。

既然我们明确了作文两头的事物，那就应该把两头连接起来，或者说在两头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再或者说打通这两头之间的通道。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条回归作文本质而又符合学生实际的有效的作文教学之路。

到底该怎样打通这一通道呢？

首先要降低作文的门槛，消除学生对作文的恐惧心理。可以说，我们老师很难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喜欢作文，都成为作文高手，但我们完全能够让学生改变对作文的看法，感到写作文就是平常的事，与做道数学题并无二致。对此，我们一是不能拿“作文就是做人”“先做人再作文”“文品就是人品”的高调吓唬学生，十三四岁的孩子还上升不到如此高度理解，对他们大多数来说，调皮、厌学、犯点小错，恐怕还不关涉到人品。何况历史上人品不好而文章上佳的也还存在。比如周作人，比如余光中等。从艺术方面说，秦桧的书法也是不错的。二是不能用必须“说真话”的框框限制学生。过去，一些人用“误尽苍生”来抨击语文教学，否定语文教学；时下，又有一些人对作文教学痛恨至极：“孩子的假话自作文始。”语文教学、作文教学简直一夜之间成了恶魔，成了罪恶之源。其实，他们犯的都是以偏概全的错误，包含了恨铁不成钢后的发泄情绪。学生的作文中肯定有假话、套话、大话，但这绝对不是造成他们在生活说假话的根源。他们的家庭中有假话吗？他们周围的成人，他们接触的媒体有假话吗？试问说这话的人有假话吗？你们的假话又是来自于作文吗？

实际上，优秀的作文本身就是虚实相间的产物。“虚”是什么？通俗点说，就是“假话”。其他例子不举，还是来看苏轼应试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该文有这样一段：“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对此一直怀有疑问，就问苏轼引自哪本书，苏轼却顺口回答引自《三国志》中的孔融故事。结果欧阳修将《三国志》这一部分细细读了一遍，也没有发现这个典故，就更加纳闷。再见苏轼时，就又问这个问题。苏轼这才老老实实地交代说：“这是我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当年曹操灭掉袁绍之后，将袁绍漂亮的儿媳妇赏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的典故出自哪里？孔融说：想当然罢了，今天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古代肯定也有。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想当然，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吧。”对是典型的假话，欧阳修又是如何对待的呢？他不仅没有斥责苏轼，反而非常欣赏。后来他多次对别人谈及此事，说：“苏轼这个人真是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此事如果换在今天，恐怕要被那些“真话”先生狠狠地扣上“不学无术，态度不严谨”的帽子。至于一写到“面对挫折”，学生就编造自己父母双亡的作文，我和我周围的老师真的没有发现，更没有像一些人宣传的“大面积”呈现的现象。

其次，强化日常练笔策略，改变传统的平时不管不问，只在每周或两周时间内集中一两节课训练的方式，尽力让作文写作常态化、生活化。这样就能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就能有感而发，有话而说。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老师的参与和指导。大到作文体系的设计，小到一篇作文的成型，甚至一个片段的产生，我们老师都必须介入，而且是有效地介入，用自己的悲天悯人之心培养他们的悲天悯人之情，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事情，用生命去体悟生活，用真情去反映生活。在这里，我们老师没必要要求学生所写一定是思想道德伟大高尚、主题中心深刻光明的作文。只要是没有反动言论，没有绝对话语，都算过关。即使有点消极情绪，有点牢骚，也未尝不可。既然要真话，就让他们敞开心扉去说。老师设置障碍，这不行，那不行，结果是学生真的不行。针对现实，再放宽点说，只要学生动手写就行。如此，时间一长，学生的思维就会逐渐打开，就会在体验中逐渐懂得写作文的道理，悟出一些巧妙的技法。这种在日常情况下形成的作文意识和写作能力，一旦到考场上自然会显现出来。这样也就实现了日常写作与考场作文的链接。现在很多老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想方设法鼓励学生课余练笔，写生活随笔等，然而往往由于缺少一贯性和指导性，最后是半途而废或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作用。

再次，老师要重视作文课，除设计活动指导学生进行整体作文训练外，还要针对文体和学生的实际做专门的写作分解练习，包括应试写作技巧方面的。尽管说写作不是纯粹的技巧，但写作既然是一项技能，就离不开技巧。当然，我们老师不能剑走偏锋，一味地向学生传授技巧，但也不能受一些学说影响，视技巧为洪水猛兽，不敢涉足。在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写作意识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有目的地练习。曾风靡港台校园的《作文三书》（台湾王鼎钧）第一本就是《作文七巧》，读后感到很有道理。夏丏尊、叶圣陶在《文章讲话》等一系列论著中，也不可避免的讲到了写作技巧知识。再来看韩愈的例子，当年他参加科举考试，连续三次失败。第四次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陆贽是文章大家，他的文章多是句式整齐、辞藻华丽的骈体文，这在当时是最流行的文体。韩愈写文章推崇战国秦汉时期的散体古文，主张文章的形式与内容要统一，反对当时流行的只重外在形式华丽整齐的骈体文，但是为了考试也只能学习骈体文，结果其文风深得陆贽喜爱，一举得中。如果韩愈固执坚持，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考中。这就是考试，考生做得了主吗？当写作技巧与内心真情相结合时，还愁写不出优秀的文章？到那时，自然也就有了韩愈式的好运。

可见，打通写作能力与各种考试之间的通道，并不太难！关键是我们老师首先要练就一定的写作能力，懂得必要的应试写作技巧，并且要具有“融通”二者之力。

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美国普林斯顿招生院长哈格顿先生对作文写作的“忠告”吧：其一、不要为作文而作文。作文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在一页纸上能完成的故事。其二、作文里的你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你，而不是一个想象中、理想中的你。你的作文应该表现出你自己的风格、特点，表现出你自己的思想、情趣。关键是看上去像你自己的东西。

     这是作文的底线，不也是学生作文的最高要求吗？